常回家看看

——“一大”会址寻访记

□     朱海燕

一

    今天，中国共产党已拥有7500多万党员，是这个世界上名符其实的第一大党。7500多万党员都有一个共同的“老家”，那便是上海。

　　  但是，当中国共产党走进北京，成为我们这个国家的执政党的时候，我们党内很多同志都知道上海是党的诞生地，但很少有人知道，我们这个党究竟诞生在上海的哪个里弄里？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一个强烈的念头，便在他心中升起：寻找中共一大召开的会址。

　　  毛泽东的指示通过什么渠道传达到上海的，历史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但上海的大街上却被历史留下了这样一个真实的镜头。

　　  那是1950年初秋，在上海的黄陂南路，一男一女缓缓而行。那女的东张西望，似乎在寻找和印证着什么，那男的紧跟其后。

　　  女的叫杨淑慧，知名度不高。但她的丈夫周佛海，却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按照上海当时的习俗，因为丈夫姓周，所以她在名字之前也冠了一个“周”字，叫周杨淑慧。周佛海有“先红后黑”的经历。他是党的一大代表，后来在汪伪政府中，当过“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1948年死于国民党狱中。

　　  在杨淑慧后面的那位男同志，则是当代著名作家王安忆的舅舅，茹志鹃的哥哥茹志成。不过，他现在的名字叫沈之瑜。他是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的干部。

　　  几天前，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向沈之瑜下达一项任务：陈毅同志受中央委托，寻找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1951年7月1日是建党30周年纪念日，陈毅要求，要在7月1日前找到“一大”会址。上海市委把中央交给的这项任务，看成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

　　  因沈之瑜是个“老上海”，市委把任务下达到他的头上。

　　  姚溱向他提供了一个大的线索：“党的‘一大’是在法租界召开的。”

　　  可是法租界太大，现在的淮海路，那时叫霞飞路，都在法租界内，这么大的范围，去找几间说不清的房子，那不是大海捞针吗？

　　  但是，姚溱给了沈之瑜一把钥匙，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对姚溱说，他把周佛海的老婆从监狱里放出来，可以帮助沈之瑜寻找。

　　  周佛海曾著有《往矣集》一书，在本书的一篇文章里，他谈到党的“一大”召开时的情况。他在书中提出两个地点：代表的住宿地是博文女校，“一大”召开是在贝勒路李汉俊家。

　　  这样，范围从偌大的法租界，缩少到了贝勒路一带。范围虽然缩小了，但是贝勒路北起延安东路，南至徐家汇路，马路两侧有几千座房子，“一大”在哪座房子里召开的，仍然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