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成都

□     朱海燕

一

    1976年早春，我从皖北农村当兵入川，那时的皖北万木萧杀、天寒地冻，不见绿的踪影。加之坐的又是闷罐车，别了皖北、过了豫东，走过关中平原，穿过秦岭山脉那数不清的隧道，突然成都平原出现在眼前，让我眼睛一亮，好一个天府之国啊，怎么这么美？怎么美到人人心醉的程度？

    我与成都平原的初次见面，是在一个雾雨濛濛的清晨，虽然有雨，并不误农人在田间劳作；虽是清晨，因为有雾，车窗外的远山、近树，又都有些朦胧。耕耘的农人，披着蓑衣，赶着耕牛；醒来的村庄，围着绿竹，飘着浓雾，竹影的稀疏处露出那些一间间的青砖黑瓦的老屋。柔和的烟雨滋润并亲吻着这里的河流和土地，湿润了所有人的梦境，激发着所有人的灵感，难怪曾长期生活在成都的杜甫能写出“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千古绝句来。

    成都是天府之国。周代官制，设有“天府”一职，是专门给周天下守库看家的官员。所以后来，天府泛指皇家的仓库。天子富有四海，富甲天下，自然要什么东西就有什么东西。而成都和成都平原得以“天府”之誉，最早则始于诸葛亮。当刘备三顾茅庐，讨教复兴汉室大计的时候，诸葛亮在其著名的《隆中对》中作了精辟的分析：“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意思是说汉高祖刘邦因为占据了成都，转运“蜀汉之粟”去中原前线，最终战胜了项羽，成就帝业。这是第一次将成都和成都平原称为天府。

    成都平原，地理位置在四川的中部，在界龙泉山脉，南临云贵高原，西靠邛崃山脉，北依秦岭山脉。这里是一座被绿色覆盖的盆地，田肥美，民殷富，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兼有山景、平原和丘陵之美，气候温和，雨水充沛，历来被称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天府之地。我想，在这样一块土地上，撒一把稻谷，必会有金色的收获，插几根木桩，必会长出一片绿林。

    在摇曳的野花和飘香的香樟树的欢迎之下，我们乘坐的闷罐车驶进了成都站。我们要从火车站去军供站用餐，短短的路上，我们被成都的美景所陶醉，那被春雨洗过的市区，空气格外新鲜，高高的绿树，红墙的群楼，绵绵的锦江，穿行在城中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以及街道两旁青藤掩映的长廊下那些弹唱吹拉、养鸟种花的特别景致，真的把这个城市打扮得花团锦簇、钟灵秀气了。那时，成都对于我这个来自皖北农村的新兵来说，是第一次见到的最大的都市，她以博大的胸怀，涵养了我许多美丽的憧憬，放飞了我无数永不褪色的梦想。

二

　　  第二次去成都是1986年秋，我与友人淮舟结伴入蜀，在成都小住几日。因为不再是当兵的人了，也不受什么约束了，愿意去哪就去哪，看得就更加真切丰富一些。我们瞻仰杜甫草堂，走入这园林一般美丽的草堂，浓密的林荫，清新的空气，啁啾的鸟鸣，既能让人发思古之幽情，又可享受大自然之浪漫。杜甫，字子美，一生东西漂泊。他生于河南巩县，死于湘江船上，足迹几乎遍及半个中国；二十岁起，漫游吴越、齐赵；公元746年赴京应试，落第后旅居长安十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逃往凤翔坡奔肃宗拜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后因得罪肃宗，被贬华州。公元759年，仕途无门，贫病交加的杜甫，领着全家踏上了入蜀旅程。到达成都后，他在朋友、西川节度使严武的帮助下，在西郊浣花溪旁草堂寺结茅屋而居。诗人长期饥寒交迫的生活在此得到了转机。长安不需要也没有证明杜甫的政治才干，但成都的确欣赏并且最终成就了杜甫的诗歌天才。诗人在此寓居近四年，写下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二十四首脍炙人口的名篇。在这里，他过上了一生难得的一段安定的日子。一面种草种菜，一面有严武、高适等朋友的接济。蜀地相对富饶宁静的生活，淳朴的民风，四季常绿一片明丽的田园风光，大大改变了诗人忧伤的心境，使他的诗风也于惯常的沉郁之外平添了许多清新和明丽。他在成都寓居交游，题画赋诗，精彩之作迭出。“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就形象生动地勾勒出诗人寓居草堂时见到的生机勃勃的春色。公元765年，因好友严武和高适相继去世，杜甫在成都失去了重要的依靠，只好痛别成都，携家经水路出蜀，出三峡后漂泊于荆、湘，以舟为家。

　  　如果不是成都，杜甫一生恐怕创作不了这么多的不朽佳作，他的诗名也不可能到达文学极顶的地步。但是，如果以今人的眼光来看，杜甫也有天生的弱点，除了写诗难道其他一切都不会干了吗？即便杜甫以诗为生，那么他的家人呢？难道不应该放下诗人家人的架子，从事一点农耕，补贴家用？杜甫虽结交好游，朋友甚多，但朋友再好，也不能什么都依靠朋友。假如杜甫有一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草堂之旁买上二亩薄田，以成都的土地之肥沃，气候之适宜，怎么也能过上小康般的生活。

　  　另外，杜甫也不是没有发家致富的资本，以借都市之利，写诗作画，或者开个古玩店之类的铺面，也会把生活打扮得有滋有味。他应该拿出卓文君的那种勇气和精神，勇敢地面对生活。卓文君本来是邛崃的一个富家小姐，新死了丈夫在家闲居，恰好遇到成都才子司马相如到她家作客。这一对旷世的才子佳人一见面，眼波中的爱意就跟春天的湖水一般涟漪阵阵，两个人顿时如干柴烈火般燃烧起来，顾不得封建礼教的束缚，连夜私奔到成都躲起来。卓文君的父亲卓王孙派人到处寻找，后来发现他们竟然在成都街头开了一家酒店。卓文君穿戴得漂漂亮亮地当街卖酒，而司马相如也放下他大才子的架子，穿着“犊鼻裤”在酒店后头洗碟子。司马相如是汉代写赋写得最棒的人，他的名气和声望在他生活的那个朝代，丝毫不逊色于杜甫在他那个时代的影响。问题在于司马相如思想解放，敢于以他解放的思想为自己开辟一条小康之路，没误他写赋，也没误他经商，生活的幸福指数远远高于杜甫。

　  　而杜甫呢，是个太“专”的诗人，诗虽然具有现实主义的批判性，但就其实践方面，他缺乏创新。甚至连自己的饭钱都挣不回来，这未免有些太愚。依靠朋友接济生活，不WEWQ要说在古代，就是在当代，恐怕也难以生存，谁愿意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去养活一个“四肢不勤”的人呢？至于杜甫离别成都而沿长江东下，更是一个悲剧的选择，天府都不愿意呆了，到其他地方又能获取什么人生的幸福呢，这是弃金山而择穷途的一种错误。

　  　今天，能坐在自己逼仄的书房里写下这些文字，我决不是对诗圣不恭，而为他而哀而悲而痛之情过于沉重。他应该学会保护自己、珍重自己，能生活在成都这样一座富有特色的都城里，是他的福分，他本应在这里有更加富于生命的畅想和体验，健健康康地为他苦难的祖国和人民写下更多的诗篇。

　　  1986年我那次去草堂时，僻静的草堂人烟稀少，古朴苍凉，仍似田园。小桥流水、竹丛依依，青萍浮动，风过留香。尤其是走入那高耸挺拔的竹林时，总让人产生几分典雅幽静的遐想。杜甫当年泛舟百花漂，吟出“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二三人”之句，深受后人的赞赏，而现存工部祠右边的“恰受航轩”的外形颇似停泊的楼船，就表现了这种意境。而杜甫的名句“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所吟的四株罗汉松，仍屹立在诗史堂前后，怀念着它们的主人。

　  　草堂内的大廨，陈放着杜甫草堂全景图和杜甫生平介绍。大廨，即官署，即古代官吏办公的地方，由于杜甫曾做过左拾遗和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人出于尊崇，就把这处建筑做了如此命名。厅中的杜甫铜像呈跪姿，身体精瘦，以较为抽象和夸张的艺术造型，来表现诗人饱经忧患的一生和他忧国忧民的情怀。大廨东西两壁悬挂着清代学人顾复初的名联，上联为“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下联为“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工作人员说，1958年，毛泽东游草堂时，曾在此联前沉思甚久，他思的什么，恐怕是无人知晓了。

　　  杜甫草堂匾联众多，并流传着许多与此有关的掌故佳话。“锦江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这副引人注目的楹联是由清代一位四川学使、著名大书法家何绍基撰书。有一年他到四川南部各县去主持秀才考试，阅卷之余，琢磨出这副楹联。他在邛州结束科考时已是阴历年底，这个老学究为忠实于楹联所述的“人日”，硬是过完春节，到正月初七，才回成都，并直奔草堂，留下这副楹联。张之洞曾任过四川督学使，才学书法最佳。他曾因不满意杜甫草堂的匾额的文化含量不高而彻底推敲。但他真正进入角色之时，方才发现前人写出那样的匾额已穷尽了才华，他张之洞已无法超越，最后只写了“工部祠堂”匾文送去，算是交了差。

　  　还有一位叫朱肯夫的四川学使，离任前交给成都府学使一则上联和一件袍料以及50两银子，留言道：“谁要能应对出下联，并且公认不错，就把袍料及银子相送。”上联是：“诗有千秋，南来访丞相祠堂，一样大名垂宇宙。”成都府学使遵嘱征求下联。不久，锦江书院三位学生合撰的下联一举夺魁。联云：“桥通万里，东下问襄阳父老，几人相忆在江楼。”

    这些都说明一个问题，因为杜甫曾居住在草堂，草堂便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永远流行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如果他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恐怕这种文化现象也就不复存在了。杜甫是中国诗坛上最杰出的诗人，成都的包容，让诗人写出众多流芳千古的诗篇，诗人的草堂则给成都留下了一个千古相传的美名，一座不朽的丰碑。诗人所表现的那种“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理想和“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文人精神，诗人忧国忧民、坎坷一生的经历，以及其在诗歌艺术上的深厚造诣，将永远感动着后人。

三

    至于物产之丰富、生活之便利，成都在中国是首屈一指的。有人说：“吃在广州，穿在苏州，玩在杭州，死在柳州。”其意思说的是广州的菜好，苏州的丝绸好，杭州的风景好，柳州的棺木好。但要说都好，还是成都。生长在成都平原的“川猪”，不仅供应了四川，而且供应了全国，有人统计，“川猪”占全国猪肉量的1/5以上，那就是说，如果没有“川猪”，中国人买猪肉都可能又排成了长队；其次，四川的旅游业非其他省区可比，而旅游的最佳景区基本都在成都周围，要说玩，还是玩在成都。若把成都不远处的黄龙溪搬到上海附近，定会使“火”起多年的周庄和朱家角黯然失色；另外，成都的三星堆，就比长沙的马王堆经营得好，丰富得多。易中天在《成都府》一文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成都地方比苏州大，气候比杭州好，好玩的地方比广州多，好吃的东西比柳州多，何况夙产蜀锦，号称“锦城”，还怕没有好衣服穿？吃好了，穿好了，玩好了，便是死在成都，也是“快乐死”、“安乐死”，是“死得其所”的。

    成都是一个市场化的城市，即便是计划经济的年代，你会觉得一旦你融入这个城市，这个城市里就有你的“市场”，她不像上海那么有贵族气，她是一个不土不洋不平民化亦不贵族化的城市，任何人都能接受她，她也能接受任何人。上海、广州给人感觉那是一个有钱人的社会，给人感觉没有钱就无法生活，人也整天生活在“钱眼”里，为钱而忙，为钱而拼，没有敢放弛神经的时候。当然，在成都生活也需要钱，但给人的感觉是，生活不仅是为了钱，更重要的还是为了生活，挣钱为了生活，为了享受。在北京，时间是机遇；在上海，时间是时尚；在广州，时间是金钱；在成都，时间就是生活。而反映这一理念的最好注解，就是喝茶、打麻将、摆龙门阵。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四面的崇山峻岭抵挡住北方冷空气下移，创造了成都女人细皮嫩肉的同时，也造化出了成都男人特有的、而盆地之外男人们所没有的闲散。成都的男人比上海的女人还幸福，生活中不操那么多的心，不费那么多的力，不做那么多的事情，只是消消停停悠悠哉哉地过日子。他们个个都是泡茶的高级能手，可以这么说，成都的男人若是外出到某个城市去经营一个茶馆，那绝对都是一个出色的茶馆老板，他们喝茶喝出门道，喝出了经验，喝出了市场的需求指数。

　  　成都男人不爱家庭爱茶馆。成都的朋友告诉我，许许多多的新郎，结婚第二天，不在家陪着新娘度蜜月，就一头扎到茶馆里了。成都人已经把“爱茶主义”理解或表现为“爱茶馆主义”了。成都的茶馆多得如雨后春笋，据《成都通览》载，清末成都街巷有516条，而茶馆却有454家，几乎每条街巷都有茶馆。据1935年成都的《新新新新闻》报载，成都共有茶馆599家，每天茶客达12万人之多，而那时成都也仅仅是一个只有60万人口的都市，去掉妇女儿童，想想茶客占去这个城市的市民有多少就可想而知了。我想，现在成都茶馆绝不会少于这个数字，成都的茶客也不会少于这个数字，原因是成都在进步，市区在扩大，人口在增多，生活在提高，享受也在提高。

    在成都，闹市有茶楼，陋巷有茶摊，公园有茶座，大学有茶园，处处有茶馆。尤其是老街老巷，走不到三五步，便会闪出一间茶馆来，而几乎每个茶馆都是座无虚席、茶客满棚。茶馆提升了一个城市的品位，给人以“静雅”的感觉。一些街边的茶馆，往往在葱郁的藤蔓掩映之下，几张川西风格的四方桌，六七把竹椅，看上去简简单单，随随便便，但在你简简单单的感觉中，又感觉那些四方桌不简单，总感到那方桌不是紫檀就是其他老红木，好像有几百年历史似的，简单中让你感到它的富贵。尤其是那竹椅，看上去那细细的线条，似乎要散架似的，但坐下去，等着那“吱嘎”的声音结束，你就会发现这是几千年人体工程学的光辉成果，竹制的扶手椅完全符合人的关节屈伸，又不像沙发或躺椅那么使人昏昏欲睡，而是让你舒适地呆上一整天也不疲倦。

    档次高一些的茶馆，总是参照成都历代茶馆的风范，精心营造一座明清建筑，壁雕、家具、茶具、服饰和茶艺于一体的巴蜀文化的经典，院内有青藤绿生，踏在青石片铺就的地板上，各种古色古香的意象就会纷至沓来，让人扑朔迷离。那古老的大门，那高悬的灯笼，那精美的字画，那绝伦的青花瓷，都会让你叹为观止。还有一些茶馆，精辟地再现了临江古镇的景观，市井院落的风貌，街面的风情民俗，踏入茶馆，成都古时的市井商贾、街坊民居，亭台楼榭，逼真地映入眼帘。像这样的茶馆里，自然少不了一溪清水，自然那水上一两座小桥，还有数只白鹅，给你活脱脱地再现出一幅西蜀现代的清明上河图来。

    在成都闲逛，你会得出这样的感觉：成都是一个泡在茶水里的城市，或者说成都就是一只泡在茶水中的碧螺，如果没有茶水的滋润，这只碧螺就会死去。

    有人说，茶水不在于消暑解渴，而在于享受。因为茶馆对成都来说已不是一种消费方式，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有人说，成都的茶馆是解读成都的一把钥匙。无论是沙发藤椅的高档茶楼，还是竹椅木桌的陋巷小铺；无论是花繁树古的公园名胜，还是竹茂草丰的农家乐院坝，爱茶者都不难找到自己的同好和知音；诗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诗情和诗意。也有人说，茶喝久了，看得久了，便慢慢地感到人生如茶，品茶如品人生。一片茶叶，看起来是那么细小、纤弱，那样地无足轻重，但却又是那样的微妙。当把它放进杯中，一旦与水融合，便释放了一切。不管茶的品质有多高，一切释放了之后，它又非常平凡地入地为土。这一切何尝不像人的一生。古人云：“以有涯追无涯，殆矣。”品茶之中所体味到的感受，最为贴切的就是一杯清茶中那种淡淡的滋味。大苦大甜不是人生的滋味，大起大落不是人生的滋味，大鱼大肉荣华富贵不是人生的真正滋味，真正的人生滋味是淡淡的，淡淡的才能长久，才能永恒。所以，茶在成都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一种饮品，而是一种文化，一种追求，一种价值取向，表达了对情感，对生命的态度，和一种至高的精神境界。记得一位名人说过：盛世烹茶，乱世喝酒。茶之于温文尔雅，只有在太平盛世才能气定神闲地品味。茶圣陆羽在《茶经》中言：懂茶之人必定是“精行俭德之人”。而成都人的性格就像茶，总是清醒理智地看待生活，不卑不亢、执着持久，相助相依，和谐与共。

    还有人说，茶馆是成都人的讲坛。只有在那里，爱说会说的成都人才如鱼得水，才能充分地展示自己的口才，把“龙门阵”摆得威武雄壮，有声有色。这些年，影视演员，电视节目主持人不少来自成都，这可能与他们自小“练武”茶馆之内有关。

　   成都茶馆是个生活的大舞台。我想来自成都的那位大名鼎鼎的影视演员刘晓庆，声誉日隆之时，假如告别北京，回到成都，开个高档的“刘晓庆茶馆”，她的生活不一定就比现在差，可能还会好于现在。假如，她再创新一种新的茶艺，那就更加不得了。她不是没这个能力，一旦她介入这个行当，我相信她会翻天揭地，她的事业会如日中天。成都的“盖碗茶”，不就是源于成都的一个女子吗？“盖碗茶”是成都特有的一种茶具，包括茶盖、茶碗、茶托三个部分，它就是唐代德宗建中年间由西川节度使崔宁之女在成都发明的。因为原来的茶杯没有衬底，常常烫着手指，于是崔宁之女就发明了木盘子来承托茶杯。后来又发明的茶杯盖，盖而不严的茶盖既可保温，又能透气，且可用以搅动碗内茶水，调匀茶味。凭刘晓庆的才能，绝对要胜当年崔小姐于十倍。她从事的影视事业是一种文化，而投身于茶馆事业不也是一种文化吗？“杯中乾坤大，茶中日月长”，无论刘晓庆的艺术如何辉煌，我相信她的事业永远也没有成都的茶文化辉煌。刘晓庆的事业，会成为历史的某一个片段，而成都的茶文化会在深厚的历史积淀中走向永远，它既能醉人，又能醒人，还能养人。

四

　  　说罢成都的茶馆，再说成都的美食。上世纪80年代，吃四川的小吃，我从成都一路不停地吃到乐山。那时，小吃一毛钱一份，一块钱可以吃十种。因为份小，且又十分的精致，不像北方的馒头那么大。成都的小吃，吃下去也不觉得饱，不饱还想再吃。其实，不是不饱，而是成都一带的小吃太好吃了，即便是饱了还想再吃。

　  　有一次，我在成都汽车站附近的一家饭馆，要了一份“麻婆豆腐”，竟把嗓子麻得说不出话来，店主笑对我说：“是第一次吃麻婆豆腐吗？”我答：“在北京、在上海都曾吃过，并没有麻到如此程度啊？”店主又笑：“你以前吃的纯属假冒伪劣食品，我们这里才是正宗。”

　  　此言并非大话。饮食文化，历史最悠久的是四川，最博大精深的也是四川。早在五千年前，巴蜀地区已有烹饪。商周时期，就有了炙、脍、羹、脯、菹等烹饪品种。有学者认为，春秋至秦是川菜的启蒙期，汉代杨雄在《蜀都赋》中说川菜有“调夫五味，甘甜之和，芍药之羹，江东鲐鲍，陇西牛羊……”可见其时品种之多。至隋唐、五代川菜肴品种更为丰富。

　　  大诗人陆游是浙江绍兴人，应该说杭州那个地方，他没有少住，也没有少吃。中国的东半部要吃，恐怕只能是吃在杭州了，但是，当陆游宦游蜀地之后，发现杭州的饮食远不及成都，于是，他便写下了一首关于四川美食的诗《蔬食戏书》：

　　    新津韭黄天下无，

　　    色如鹅黄三尺余。

　　    东门彘肉更奇绝，

　　    肥美不减胡羊酥。

　　    贵珍讵敢杂常馔，

　　    桂炊薏米圆比珠。

　　　  　还吴此味哪复有，

　　　　  日饭脱粟焚枯鱼。

    川菜为全国著名菜系之一，其以麻辣怪味见长，形成独具风格的一个流派。甚至她的每一种名菜，都有一段历史与传说，这是川菜文化的根。如“麻婆豆腐”，在川菜中，就是一道光芒四射的菜，它一方面集中了川菜中的精华，另一方面它又代表了饮食中最朴实的平民情感，是川菜中不可或缺的一道菜。

    当年成都北门有一座万福桥，此桥是新繁通往成都的要道，每日有许多贩夫走卒在此落脚，慢慢形成了小集市。1861年，有一个叫陈春富的人，来到桥头上开了一家饭馆；他的妻子在馆子里掌勺，由于她脸上长着几颗麻子，所以被人呼做“陈麻婆”。

　　  陈麻婆不光善于做菜，而且对食客的需求善于研究。她发现这些食客们特别爱吃豆腐，于是，便在豆腐上做起了文章。她做的豆腐，有这么几个特点：麻、辣、烫、香、酥、嫩、鲜、活。麻，就是将豆腐起锅入盘后，上面撒上适量的花椒末。而陈麻婆豆腐所使用的花椒是真正的汉源花椒，其味纯正，麻得正宗、没有涩味，杂味。所用辣椒则是成都附近龙潭寺大红袍油椒，一部分剁细制成豆瓣，一部分炼制成“熟油海椒”。两种辣椒下锅烹调，使得“麻婆豆腐”这道菜是既香又辣。

　  　成都的名菜都是家常菜、大众菜，符合一般平民的需求。“吃在成都”和“吃在广州”的意义是不一样的。若要想在广州吃出名堂来，你必须舍得花钱。因为广州菜对主料的选择是极为讲究的，如龙虾、对虾、石斑、鲈鱼，什么稀贵来什么，什么古怪来什么，如果子狸、金环蛇、地老鼠等等，这些菜既名又贵。

　　  而成都菜则不然，通常不过是东坡肉、咸烧白、回锅肉之类的，非常普通，也非常好吃。广州菜为大款服务，成都菜为平民服务。在广州，三万五万一桌菜，管你值得不值得，厨师敢弄一些稀奇古怪的菜端上来，即便是不值那么多钱，嘴上还说给你打了折。而成都呢，揣上三百五百，到馆子里一坐，就能给你上来一桌非常丰盛的菜来。

　　  成都菜的特色，不在选料，而在烹调，“求味”是它的核心追求。川菜的烹调技法甚多，如炒、爆、熘、炸、煎、烧、烩、炖、焖、煮、氽、拌、腌、熏、糟等几十种之多，其味甚浓，其香深远。笔者看过一本书，把川菜的特点总结为：三香三椒三料，七滋八味九杂。三香乃葱、姜、蒜；三椒乃辣椒、胡椒、花椒；三料乃醋、郫县豆瓣、醪糟。炒菜需要葱、姜、蒜，这恐怕算是必备的条件，但是三椒却是在这个条件上又一次创新。成都人把三椒的花样不断翻新，产生了七滋八味。七滋是指：酸、甜、苦、辣、香、麻、咸。八味是指：鱼香、麻辣、酸辣、干烧、辣子、红油、怪味、椒麻。九杂是指用料之杂。

　　  成都的吃食，除小吃极多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讲究字号和品牌。不少老字号，各有各的拿手好戏，比如洞子口凉粉、铜井巷素面、矮子街抄手、金玉轩醪糟、三义园牛肉焦饼、长顺街治德号小笼蒸牛肉等等，皆属于百年老店。其成功的足迹，都可以创作出一部跌宕起伏的电视长剧。

　  　也有一些吃食的品牌，多以创作者、发明者或制作最精美者的姓氏来命名，除以上所说的“麻婆豆腐”外，还有“夫妻肺片”，则是郭朝华、张田正夫妇所创制；“东坡肘子”的创始者则是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宫保鸡丁”的始作俑者是大官僚住在“宫保”街的四川总督丁宝桢。今日的食客，点某一道菜时，其实也就是对历史的一种纪念，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不久前，我到成都小住数日，深深感到，成都不仅是一座“茶”的城市，“吃”的城市，还是一座“水”的城市和“树”的城市。一条条河水缓缓地流淌，一条条马路绿树成荫，在那河边，在那林下，是数不尽的匠心独具的雕塑。我与朋友在微风中缓缓行走，迎着低低沉沉的云，月光时隐时现，洒落在深色的河面上。朋友与语：把家安在成都吧，什么是“天府”，“天府”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啊。我想，此话意味深长，道尽了成都的种种好处，可是我毕竟是一凡人啊，能走进“天府”，能成为“神仙”吗！

                           2008年12月14日

　　               草于京西桐乡小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