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沪纪事（之五十九）
本报记者 朱海燕
人们做过这样的计算，千里京沪高铁工地上，施工高峰期，吸纳了15万个农民工，如果以一位农民工月收入3000元计算，每月农民工的收入就是4.5亿元，这给农村注入多么大的资金，帮助15万农民解决了多么大的困难啊。
十四局集团京沪高铁项目部大店梁场的杨泽贵，就是一位农民工，因为跟铁路建设队伍时间长了，学得了一手技术，成为技术能手，工人师傅。每年大学毕业生分配到公司时，组织上总要分十几个或几十个毕业生跟着杨泽贵学徒。不少人开玩笑问杨泽贵：“杨师傅，你是什么学历呀？”
杨泽贵说：“初中毕业。”
人们说：“你哪是初中毕业呀，你是大学毕业，现在又当了大学教授。你看，你带的学徒工哪一个不是响当当的名牌大学毕业的啊。你现在是‘杨博导’了。”
杨泽贵闻得此言，嘿嘿一笑：“别和我这个土包子开这个玩笑，这不是折我寿命吗？”
杨泽贵是在房桥公司打工的农民工，没上过大学，连高中的门槛都没有踏进。自从进入房桥公司打工之后，他爱上了机械，什么机械他都会开。时间久了，他学会了修理机械。不管多么庞大多么复杂的机械设备，如果坏了，杨泽贵耳朵一听，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而且“手到病除”。职工们戏称他为“机械神医”。
过去，高速铁路没上马时，杨泽贵拨弄的都是一些中小型机械。高速铁路上马后，公司购进来的都是一些庞然大物，不仅机械设备的个头大，而且也非常昂贵，动不动就是几百万、上千万。房桥公司在高速铁路工地上的任何一个梁场，其机械设备都在亿元以上。
梁场领导对杨泽贵说：“机械设备越是先进，修理的费用就越昂贵。有你在，我们尽量不求外人，你要学一手修理机械的硬功夫，给公司能省一分是一分。”
杨泽贵先到了京津城际铁路的梁场。那里是我国高速铁路建设的演练场，所出来的一切都是“中国的第一”。因为有了这里的“第一”，才有了全国遍地开花的“第二”、“第三”。京津梁场也是机械设备那些庞然大物的世界。初涉入梁场，目睹那些庞然大物，就像从猪圈里走进“大象公园”，着实让人大吃一惊。
再先进的机械也有出毛病的时候。可是，由于杨泽贵学得了给机械看病的技术，什么毛病也从来没有难倒过他。
熟悉杨泽贵的人说：那家伙是天生的，谁也没有教他，机械设备的图纸不管多么复杂，他一看就懂。
还有人说，他不是天生的就会修理机械，他是后天学的。他是没有在大学里拜过老师，但他在实践中拜的是实践的老师。别人用手在工作，他是用心在工作。
京津城际铁路完工之后，他上了京沪高铁。在大店梁场任机械修理班班长。他是农民工，但他却管理着几十位正式职工，管理着几十台上亿元的设备。
杨泽贵常说：“我们在工地搞建设的同志，孩子都不在身边，但是，我们要把每一台机械都当成自己的孩子，管它的工作，也要管它的休息，有病了，我们还要学会给它看病，修理它，保养它。”
大学毕业生分配梁场并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杨泽贵将他们带到一台待修的机械面前，让他们看这台机械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他们琢磨了半天，也没有发现什么毛病。最后还是杨泽贵指出问题所在，并告诉他们怎样去发现问题，怎样去修理这些毛病。
杨泽贵非常关心那些年轻的学徒工。他对他们说：“动手方面我是你们的师傅，但从理论方面你们是我的老师。我们要互相学习，科学发展这么快，驾驭明天科技的人，不是我这一代，而是你们年轻的一代。”
杨泽贵的五弟杨泽华，也在大店梁场打工，他干的是焊工。一次杨泽华焊铸件时，用错了焊条，把拌和机的轮子焊裂了。杨泽贵把弟弟狠批评一顿，要求单位扣发弟弟的工资。
弟弟赌气说：“扣我的工资，你算什么？你不也是个打工的农民工吗？”
杨泽贵严肃地对弟弟说：“打工的农民工也要学技术，打工的农民工也要爱护公共财产。我们打工在外要学的东西很多。学的东西都是金钱买不来的东西，都是学校学不到的东西，要珍惜这个难得的工作环境。”
后来，弟弟还是认识到自己的粗心。
杨泽贵是贵州铜仁地区印江县两路口村人。那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山村，而杨泽贵家又是一个多人口的家庭，使这个本来就穷的家庭雪上加霜。杨泽贵兄弟五个，父亲在县法院本来有一个不错的工作，但为了养活没有成年的五个儿子，父亲杨德强还是辞掉了法院的工作，回乡当了农民。农民即便浑身是铁，又能打几个钉呢？杨德强回乡后当过村党支部书记，当过当地铁矿厂的会计，就是这样，仍然不能填饱一家人的肚子。
大哥杨泽全初中毕业后，父亲让他学医当医生去了；二哥杨泽辉初中没毕业，就当了农民；三哥杨泽兵初中毕业后，让父亲赶出家门外出打工去了。此举不当要紧，为他们老杨家终于打开了一扇希望之门，拓宽了一条光明的生活道路——打工。
杨泽贵初中毕业后，父亲把他留在身边，在家门口的一个铁匠铺子里学打铁。那年他刚刚16岁。16岁的杨泽贵打了3年铁，已是一个壮小伙子了，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可是有谁愿意嫁到这一群“和尚”的家庭呢？除大哥外，二哥和三哥还都没有找到媳妇，能轮到你老四吗？
贫困往往是产生痛苦的重要根源。
痛苦的杨泽贵为生计犯愁，为前途犯愁，为自己的个人问题犯愁。他往往独自一人走到村边的一条野河旁，徘徊久久。那是一条无人垂钓和捕捞的野河，岸边长着野草、野花，跑着野鸡、野兔，长长的堤岸上是一排很野很野的风景。树随意长着，笔直的、弯曲的、高接云天的大树和不思进取的灌木，纷然杂陈、互相衬托，各自都不识自己的魅力，只顾欣赏对方的魅力。杨泽贵自己对自己说：“谁能欣赏我的魅力呢？这个社会和这个时代，难道就没有我杨泽贵展示人生的舞台吗？”
他沿着河岸走着，水草茂密，安静地铺张着远古的绿色。芦苇于晚风中摇曳，无数温柔的箭镞，射向岁月，射向水天一色的苍茫……
忽然，前面出现了桥。先是小桥；有汲水的女子从桥上走过，流水捧起她害羞的身影；她缓缓地走向鸡鸣鸟唱的村庄，走向袅袅升起的炊烟。杨泽贵心里一阵惊喜，她难道就是我未来的妻子吗？可是这片刻的欣喜，断然被他自己否定了：傻小子，你这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不改变自己和家庭贫困的命运，你只能打一辈子光棍。
他又沿河走去，接着前面是铁桥，是水泥桥，而河的那边则是他不曾去过的地方。
野河结束了它的“野史”，前面是更加美好的风景。杨泽贵想，花可以开在任何地方，水走到哪里花就追到哪里，于是蜜蜂和蝴蝶就有了飞行的目标。花停下的地方，聚集了更多的花。沿着河走去，春天就显出更多的妩媚。这河就是人生，为什么不能顺水流去寻找有花、有春天的地方呢？蜜蜂的成功，就在于她不断追寻有花的地方，有花的地方就有甜蜜和幸福。
杨泽贵说，这一切发生在1989年春天的一个黄昏。他下定决心，走出自己的小山村，走向北京，去找在北京打工的三哥杨泽兵去。
当晚，他把外出打工的想法告诉了父亲。父亲表示坚决支持。老人说：不走出这大山深沟，我这个当爹的可没有勇气说，能给你盖起房子，娶上媳妇。只有走出大山，靠自己的努力，才能获得这一切。
于是，几天之后，贵州深山沟的那位穷小子，便出现在北京的房山。他的三哥杨泽兵那时是某一个建筑队的合同工。哥哥托朋友帮忙，在北京给泽贵办了一个暂住证。就这样，杨泽贵在北京有了立足之地。
又不知走过了多少坎，过了多少道关，杨泽贵后来成为房桥公司的一名农民合同工。这位老实能干的农家子弟，依靠他打铁3年的基本功，成为房桥公司操作机械设备的技术能手。别看他文化不高，他喜欢驰骋他的想象力。他驾驭着轰隆隆的机械的时候，常常在想象中描绘出一个值得倾心的理想，当他向着理想奔驰时，生命就充满了欢欣。
杨泽贵不会写诗，但他的语言里充满了诗。他说，他常常在龙门吊上，在布料机上，在最平凡、最枯燥的操作台上发现了美。在苦和累中提炼出了笑，在炎热的夏天和严寒的冬天里寻找到了春天。
他把自己的人生理想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了房桥的事业里，融入到了铁路建设的事业里。
1992年，一只百灵鸟向杨泽贵发出了最美妙的春之音响，使他终于获得了爱情。那是一个清亮的春晨，休息的杨泽贵帮助炊事班的同志到房山买菜，路过一个服装店，竟听到一声亲切的乡音。顿时，杨泽贵整个的灵魂浸润在那带着草木湿味的声音里，宛如他在接受上帝的祝福。
因为乡音的相同，他和那位姑娘认识了。姑娘叫柳艳，是贵州省印江县下铺村人，距杨泽贵的那个村庄仅相隔5华里，而且，柳艳还认识泽贵的父亲杨德强老人。
杨泽贵说，当年离开家前的那一个黄昏时分，他在野河之畔见到的那位姑娘是不是柳艳，他不敢肯定，但在北京那芳香如露的春晨里，他所见到的柳艳，就是他所追寻的爱的目标。两位在京打工的青年，在北京房山寻找到了记忆中的春天，并把这个春天留在了心里。
后来，他们走到了一起；再后来，他们有了孩子。在1995年，柳艳生下女儿杨倩的那个月份里，贫困了一生，辛劳了一生的父亲去世了。父亲临去世前，给泽贵来信说：他去世，也不要回去，多挣一些钱，留给孩子将来读书。
有了孩子之后，柳艳为了继续经营她的服装生意，便把幼小的杨倩送回老家，让年迈的奶奶抚养。孩子3岁时，柳艳把女儿接到北京一次。可是3岁的女儿死活也不喊杨泽贵爸爸。为了不耽误孩子的教育，柳艳放弃了生意，又回到了贵州的深山沟里，回到女儿的身边。
杨泽贵说，自1989年外出打工至今，他仅回贵州老家一次，那是2004年，女儿9岁的时候，其余时间，全部奋战在铁路建设工地上。不回家的原因，一是工作实在太忙；二是距家乡千里迢迢，回家一次就要花去几个月的工资，越不回家，就越不敢回家。
杨泽贵打算，要把他的小家永远安在贵州深山的老宅上，但他的同事都纷纷批评他：你辛苦了半辈子，难道还让你的下一辈重蹈你的脚步，再从那里走出山沟，走向都市，走向社会的大舞台吗？如果那样的话，你给你的儿女们是不是打下了一个“零起步”的基础？
每当涉及到这个问题时，乐观的杨泽贵总陷入痛苦的沉思之中。这不是他能够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沉重的社会问题，只有社会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才能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成本以及农民工居住城市的成本问题。
在我国城乡之间，每天流动着上亿农民工。在这些农民工的身后，有数千万未成年的子女。他们或留在家乡上学，成为“留守儿童”，或随父母进城上学，成为“借读儿童”。还有的既不在家乡读书，也不在城市读书，变成“失学儿童”。他们是一批游走于城乡之间的特殊群体，他们的教育问题也是这些流动农民的心头之痛。
关于目前我国农民工子弟的数量和结构，主要是基于微观调查和宏观估算，缺乏精确的统计。从全国宏观来看，有的专家估计，我国流动人口已达1.3亿，占全国人口的10%，且绝大多数流动人口正值生育高峰，家庭流动也占有相当比例，这使流动儿童群体日益庞大。有调查显示，在一些大中城市里流动儿童已占儿童总数的30%至40%；18岁以下的流动儿童约有2200万。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进城就业农民子女仅仅是他们在城市的儿童或者在城市入学的子女，而非其“全部”子女。除这些已经进城的“暂居儿童”之外，事实上还有数量更多的“留守儿童”，仍然滞留家乡。即使按一半进城、一半留乡的比例计算，全国农民工子女也达到3000万人以上。
子女“进城上学”，还是“留在家乡”，这对那些有子女的农民工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选择。杨泽贵说：“我难道不知道农村的教学条件差吗？为了孩子的学习成绩考虑，我们宁愿多吃点苦，也想让孩子在城里上一些好的学校，毕竟孩子在城里见的世面要大一些。但是，目前我们的经济承受能力的确有限。城里读书费用太高，我们读不起，在农村读书毕竟省钱一些。”
务工农民子女上学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现行不合理的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造成的。中国“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承载了太多的附加功能，使户口簿不仅是一种身份的体现，而且是一种资源享有权的确认。务工农民虽然在城市工作、居住和生活，但他们难以享受城市的市民待遇。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享有不平等的权利，从而造成了人民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并衍生出形形色色的“农民工问题”。
从根本上说，农民工及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是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及城乡二元化体制的产物。我们必须看到，我国是一个农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农民进城不仅是我国现代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必然产物，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农村及整个国家的发展最终取决于是否能成功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并大幅度提高我国城市化的水平。当前，有大量农民工子女随行进城读书，本身是我国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的巨大成就：它表明，不仅农民已经“进城了”，而且已经“留下来了”；不仅农民工留下来了，他们的子女也“带进来了”。如果说农民工大都是为了经济目的而进城打工，是“经济移民”的话，农民工子女进城读书则是基于教育的目的而进城学习，是一种“教育移民”。这种“教育移民”不仅可以提高进城“农民”的文化素质，可以使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同时比经济移民更具可控性、有序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是一种理想的移民或“非农化”的途径。
在采访杨泽贵的座谈会上，关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大家七言八语地议论着。杨泽贵听着听着，睁大了眼睛。他说，你们的谈话，把我的观念提升到了一条“高速铁路”上，看来，我要好好干，多挣钱，把家安在北京，把孩子接到城里读书才是对的。
他又说，过去我满足于我们兄弟五个，有三个出来打工，三个都找上了媳妇，没成为“光棍汉”，看来，光满足这个不行，还要为下一代着想，为儿孙们能够走上幸福的康庄大道而努力。
说完，他微笑地走向了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