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沪纪事（之六十四）
本报记者 朱海燕
唱过去：泥巴门，泥巴床，
泥巴囤里没有粮，一日三餐喝稀汤；
唱现在：住瓦房，吃细粮，
电视沙发西式床，还有余钱存银行。
唱过去：一愁吃，二愁穿，
三愁欠款还不还，四愁儿子光棍汉；
唱现在：吃不愁，穿不愁，
腰里别着人民币，又娶媳妇又盖楼。
在京沪高铁十二局集团项目部十六工区的办公室里，几位当地的村党支部书记，用上面这曲《凤阳花鼓》向我诠释他们现在的生活。
此处属于安徽凤阳县大庙镇亮甲岗社区。但与我座谈的几位支部书记并不是亮甲岗社区的，他们来自京沪高铁所经过的一些村庄。
公元1978年，在凤阳县一个偏僻的生产队发生了一件对当代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件。这年冬天，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在实行“大包干”到户的“协定”上捺下了鲜红的手印，从此，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31年过去了，小岗人的那份捺着手印的大包干“协定”作为记录那段历史风云的实物已存入中国革命博物馆，从“大包干”开始的中国改革也早已从农村走到城市，深入到我们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各个方面，并在不断深化。
这就是凤阳这块土地对中国的贡献！
六百多年前，在这块土地上，凝聚了几千年贫穷和灾难，终于孕育出一个震撼中国历史的生命——朱元璋。
六百年后，悲凉而又凄楚的凤阳花鼓，敲出了一群衣不蔽体、四壁萧然而又闻名全国的“穷大胆”——小岗人。
六百多年前，朱元璋和他的乡亲们一道，发动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把矛头直指制造贫穷和苦难的元朝统治者，最后统一了全中国，建立了大明王朝。凤阳人当上了皇帝。
六百多年后，小岗人和千千万万个凤阳人，似乎又发动了一场汹涌澎湃的“农民起义”，他们把矛头直指制造贫穷和饥饿的人民公社旧体制，并在斗争中创造了“大包干”。“大包干”责任制再次统一了中国。人类历史再次瞩目凤阳人。
凤阳的历史是一部与贫困搏斗的历史。
搏斗，造就了千千万万个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百折不挠、敢于创造的凤阳人。
大包干精神——凤阳人的精神——与贫穷搏斗的本色，将永远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休养生息。
用贫穷的乳汁所哺育出来的智慧和力量，已经融入凤阳人的文化、气质和性格中，这些已经成为他们的财富，将世世代代衍续下去。
京沪高铁经过凤阳，凤阳人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去面对呢？
陈如德，凤阳大庙镇高陈村村支部书记。他向记者坦陈：“穷山恶水，并不一定出刁民。穷山恶水的地方，可能使人们树立一种穷则思变的志气。”
陈如德说，凤阳人的精神和志气，就是从贫困中产生的。要说穷，凤阳真穷。1960年，全县粮食总产仅为9506万斤，比1949年的9982.8万斤还下降了5%。1961年初，全县人口为29万人，比1957年的38万人减少了9万人，那9万人，多半是因为穷无粮饿死的。1978年，万里在安徽任省委书记期间，凤阳那一年缺粮达到8000万斤，后来，由于“大包干”的原因，才解决了凤阳人的吃粮问题。所以，逐渐富起来的凤阳人，是不能忘记党和政府的。当党和政府需要我们作出贡献的时候，我们会做到不说二话。
京沪高铁在高陈村境内的线路长达4.3公里，占地约168亩，加上钢筋加工厂20亩的用地，共188亩。高陈村有4450口人，共有9000亩土地。这里的人民群众素质很高，没有因铁路用地问题和铁路建设部门争吵。
铁路所经过的高陈村的小刘庄，有20户村民扒掉了房子，铁路所经过的小卢家村，有6户群众扒了房子。高陈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不仅把补偿款一分不少地补助到村民手里，还立即向上级政府汇报，在距老宅不远的地方，给他们规划了新房的建设用地。
陈如德认为，人民群众因铁路建设失地失房，而不与政府和铁路建设单位纠缠的主要原因，是人民群众对政府信得过，从政策中得到了实惠。如从2003年起，安徽省在全省范围内实施了粮食补贴方式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和操作方式概括起来是“两放开、一调整”，即：放开粮食收购价格；放开粮食购销市场；调整粮食补贴方式，将原来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间接给予农民的补贴，改为直接补给农民。2003年补贴资金总额近7亿元，占粮食风险基金的36%，每亩最低补贴近6元。6元钱虽然不多，但老百姓感到政府的每项政策都是在为老百姓着想。
陈如德说，老百姓对建设铁路没有意见的原因，是修铁路可以使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农村劳动力转移牵涉的面非常广，关系到农村千家万户，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但是，农村劳动力能否顺利实现转移，完成这一“惊险的跳跃”，除了要受到制度因素和非农产业及城镇可能提供的就业机会等因素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其自身所能支配和拥有的金融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三大约束”，与农村劳动力自身的心理素质、行为方式等密切相关。
陈如德认为，鉴于这种情况，政府和村委会必须牵线搭桥，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创造条件。他以高陈村为例说，京沪高铁开工之后，高陈村组织了760人到铁路建设工地参加铁路建设，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了就业机会。如果在这个时候，还去敲国家的竹杠子，就等于砸了自己就业的机会。
由于劳动体制变了，农民走上铁路建设工地知道拼命干活、拼命学习，把参加铁路建设视为自己受教育和培训的最好机会。农民们认为，这条铁路结束后，还有另一条铁路开工；这项工程干完了，还有另一项工程再继续，有了挣钱的本领，就不怕没有钱赚。不像过去吃大锅饭年代，那时，让农民下地干活，是这种现象：“头遍哨子不买账，二遍哨子伸头望，三遍哨子准备走，四遍哨子慢慢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因为“迟出工，早出工，到了队里磨洋工，反正记得一样工”。所以“上工如拉纤，下工似火箭，一天尿屎好几遍”。而铁路建设工地就不一样，他们辛苦一些，多干一些，孩子的学费可能就出来了。
庞福安是凤阳县殷涧镇洪山村原党支部书记。洪山村境内，有9个塘相连，此地又称九里塘。京沪高铁经过洪山村境内2.9公里，占地126亩。铁路从小周家村、湾里王村、山庞家村三个村庄穿过。山庞家村，是个自然村，52户，280口人，其中因铁路建设，52户就有40户需要扒房搬迁。
庞福安说，扒房的前两天才通知扒房，两天扒掉40户，这对我们山庞家村来说，是从未遇到过的一次革命。因为我是党员，又做过村党支部书记，虽然卸任已经一年了，我不能坐视不管呵。我就对村民们说，“京沪高铁是国家重点工程，是利国利民的一件大事，谁也抗拒不了。房子扒了，国家会给我们合理赔偿。改革开放30年了，咱凤阳早都结束了‘难缠户’时代，不要这个时候冒出来又当‘难缠户’，给咱凤阳人丢脸。”
“难缠户”是凤阳过去的专用词，大呼隆干活时，生产队干部对一些投机取巧、调皮捣蛋的“难缠户”，伤透脑筋，感到一筹莫展。这种情况，在农村几乎到处都有。加上宗派加上派性，把乡村闹得乌烟瘴气。这一现象多年不见了，但人们担心会不会在铁路的征地拆迁中，又重新抬头呢？出乎我们的意料，40户拆迁户，没有一户出来闹事的。扒房搬迁的日子，是2008年的端午节，乡亲们连节都没过，积极忙着搬家。镇里也很支持，派来了汽车、吊车，帮助村民扒房搬迁。这次史无前例的搬迁，成为山庞家村史无前例的和谐大搬迁。
庞福安说，老百姓最会比古论今：大清顺治皇帝不问政事，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康熙皇帝施行裕民政策，出现了麦秀双穗，马过双驹，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十人走路，九人唱歌，天下太平，龙颜大喜的盛世。如今，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比康熙时代不知强过多少倍。人民支持政府办大事，日子就会越来越好。
老百姓为什么对建设铁路表现出如此巨大的热情呢？就是因为交通不便。过去，政府怕人员外流。可是因为凤阳太穷，人们还是顺着先人所走过的路，背起上辈们曾用过的花鼓，乞食卖艺，漂泊异乡。1967年，全县有18000人外流。1969年，殷涧就有1210户、3469人外流，占总户数的37%，总人口的23.9%。1977年，一个生产队54户，在不到10天中，就有49户外流；另外一个生产队44户，就有33户外流到上海。
过去，人口外流，认为是对生产的一种破坏，而如今，人口外流则是发展经济的第一抓手。凤阳县目前最少有20万人在上海和苏南一带打工，如果京沪高铁建成之后，他们在一个半小时内，就可以从蚌埠到达上海。修路，是为国家修路，同时更是为了自己而修路。庞福安以自己为例说，儿子庞晶晶和儿媳在宁波打工；女儿庞丽丽和女婿高伟在浙江镇海打工；他的三个弟弟，其中有两个在上海打工，一个在青岛打工。全家20多口人，只有他和老伴守在凤阳老家。他说，如果华东一带全部实现铁路高速化，外出打工者，都可以在下午下班后，返回凤阳睡觉。
庞福安在铁路建设中，也属拆迁户。主房加偏房，国家一共补给他11万元，他在离家1里路的地方，又盖起了一座两下两上的新楼。他所在的新区，共开辟出70亩土地，洪山村所有拆迁户，将在新区内落户。
庞福安深有体会地说，活了近60岁了，最好的日子，就是现在。
曹卫是庞福安的继任者，现任洪山村的党支部书记，47岁。1982年曹卫初中毕业，因为家庭困难，他辍学了，再没有进高中的大门。为了改变家庭穷困的面貌，他开始做起了生意。目前，在洪山村，他属于富裕的一族。前年，当庞福安辞去村党支部书记，镇党委决定由曹卫任党支部书记。曹卫开始不干。上级领导就问他：“为什么不干？”
曹卫答：“当书记不如我做生意。”
领导说：“当书记，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不当穷人，意义更重大。”
就这样，曹卫走马上任了。
走马上任后，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征地拆迁。曹卫对村干部进行分工，分兵把口，每个干部负责一个自然村，宣传国家的有关政策，大谈铁路建设的好处，讲清小家服从“大家”的道理。曹卫说，现在洪山村在外打工的有几百人，如果哪位打工者的父母在家病了，要儿女回来探望，来回需要几天啊？几天不上班，又要扣掉多少工资啊？如果京沪高铁建成了，上海下了班，当晚就能回凤阳；第二天一早，还不误在上海上班。高铁改变了我们的生存空间，凤阳人成了不是南京人的“南京人”，不是上海人的“上海人”。我们贡献出一点土地是损失了一些利益，但我们成为“上海郊区”的市民，又会获取多么大的利益呵。
曹卫会做思想工作，“全村有一个不满意的，我们决不会拆房。但是，你一定向我讲出你不满意的道理。”结果曹卫的一位叫吴宏香的亲戚找到他，嫌赔偿不到位，价格太低了。曹卫把他家的七七八八加起来一算，不仅不低，而且还略高一些。然后，曹卫又拿出政府的赔偿文件，一条一条给他解读，最后做通了他的工作。
曹卫说，京沪高铁途经凤阳，一共拆200户，而在殷涧一个镇就拆112户。很多人认为殷涧是难点，结果呢，却成为拆迁的“易点”。
结束对曹卫的采访后，我沿着京沪高铁延伸无尽的桥梁，来到洪山村。此时，在夕阳的斜照之下，小周家村一位叫周永新的农民，正在盖自己的新楼。他说，老房子是100多平方米的平房，国家给他赔偿了7万元，他将用12万元，盖起一座250平方米的新楼。他笑着说，又贴了一笔钱，但值了，毕竟旧房变成了新房，100平方米变成了250平方米。
一群乡亲们在旁边乐呵呵地说：“你如果还不满意，国家是不是给你搬一座银行来呀？”
周永新笑着回答：“我没有那么自私。”
在山庞家村村口，我见到一位叫庞永利的老人。他说：“我不走运，拆迁没拆到我家，我还要继续在旧房子里住下去。”他指着身边一位叫王德红的人说：“他走运了，拆了他家200平方米的老房子，没贴钱又盖起了一座新楼。”
王德红笑称：“贴钱我也不怕，我儿子在上海打工，一年能挣3万多，我能贴得起。”
于是，在阳光临照的村口，乡亲们爆发出一片笑声，那声音里充满了灿烂，也充满着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