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里送别吕将军

□     朱海燕

一

　　我又一次见到了将军，不是在花园村一号那座熟悉的小楼里，不是在北戴河海滨那个宽敞的花坛旁，不是在外出视察的列车上，而是在人们不愿提起的八宝山，我以泪眼和哭声与将军告别。

　　巨大的黑色帷幛上，悬挂着将军的遗像，高高的遗像显得格外庄严而凝重，让人产生一种高山仰止的敬佩。

　　将军，您本身就是一座高山，怎能不令人仰止！怎能不让人敬佩！

　　送别将军，胡锦涛来了，江泽民来了，党和国家在京的领导赶来了，中央军委的领导赶来了，您家乡的亲人们赶来了，您曾经领导过的一批老铁道兵战士以及兵改工后的中国铁建的领导和员工们赶来了，他们饱含着热泪，送别将军在微寒的秋风里远行……

　　四年前，您的伴侣刘沙同志去世，我含着泪水写下《哭别刘沙》一文，从那时起，我每天都在为您祝福：刘沙同志不在了，将军您要好好保重啊！我祝福您最好能跨过110岁的大坎，创造出人生的辉煌。最近几年，杨成武将军走了，洪学智将军走了，肖克将军走了，在57位开国上将中，唯有您仍然健在，这是军队之福，这是人民之幸啊。我和淮舟常常议论：十大元帅不在了，十位大将不在了，57位开国上将走了56位，将军在您人生的晚年，又一次创造了“长寿将军”的奇迹。但我们还是祝愿您，能多活一年就多活一年。您活着，就是活着的一部历史，您活着，就是活着的一部传奇。

　　将军住院之后，我和淮舟曾多次动议去医院看望将军，但终因怕打扰您而未敢成行。这不是由于我们的疏忽，而是由于我们过度的虔敬。说实在的，我和淮舟要具备多少敬意，以致于勇气，才没有最后走到您的身旁啊。不知有多少个风雪的寒夜，也不知有多少个鸟鸣的春晨，我们经过301医院时，总是默默地为您祝福，盼望您能健健康康地走出医院，带我们一起重返您日夜牵挂着的冀中大地……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我以《铁兵将军吕正操》为题写下了万字长文。我祝福将军，以将军之英姿和我们年轻而强大的祖国一道，走向未来，走向明天。

　　大约也是在那段时间吧，一位叫陈恩田的同志，给我寄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赋》的初稿。陈恩田，是《康熙字典》总修官陈廷敬的后人，著有《大中华赋》、《中南海记》、《清字文》、《山西赋》等作品，现任《国民教育通鉴》的总编辑。他希望我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赋》转交将军，请您作最后的修改定稿，并为该文题写标题。但考虑到您入院已久，不便打扰，我还是将此文压在了案头。

　　将军，您虽然进入了人瑞之年，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最长寿者，是开国将领中最长寿者，但我还是期盼您养精蓄锐，在晚年的黄昏中迸发并延长生命的光焰。不打扰您就是对您最深情的祝愿。

　　将军望着我，我亦望着将军。将军如山，将军是否理解您的士兵对您的崇敬之心……

二

　　我又一次见到了将军。将军那凝重而又威严的双目是否还能看到我这位并不争气亦无名气的士兵呢？从今以后，您再也不会回答我幼稚的提问了，您再也不会以您那通晓古今的渊博知识一遍又一遍地考问我了，您更不会嘱咐我，跑遍北京的新华书店，去给您购买当时奇缺的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了。将军看着我，再不用语言与我交流，但您对我关爱，我敢肯定，一如既往地体现在您的目光里，体现在您的思想里，体现在您伟大的胸襟里。

　　在将军生命最后的几天里，我正奔波在京沪高速铁路工地采访。不知为什么，10月10日，突然我莫名其妙地发起了高烧。10月13日，高烧稍退后，我从电视里惊闻您去世的消息，我惊呆了，泪水不禁簌簌落下。将军，在您告别这个世界之前，我竟没有走近您的病榻，我愧疚已极，我悲痛已极，我悔之已极。我突然的病倒，难道是上帝对我的惩罚吗？

　　当晚21时，我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栏目编辑的电话，他让我谈谈我心目中的将军是一个怎样的人物。我边哭边谈，边谈边哭，哭泣着整整谈了一个小时。14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中国之声》栏目里，播放了他们对我的专访。这样，我心头堵塞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将军，在您乘鹤西行的途中，您当年的一位士兵，总算托付北去的白云，向您捎去了深情的问候。之后，我便中断了繁重而艰巨的采访，乘机返京，在阳阴分界的八宝山，哭别将军……

　　返京之后，我与淮舟通话时，两人都哭得泣不成声。淮舟说，离开将军，我们的生命似乎失去了色彩。

　　在八宝山，与我一同走进告别大厅的，是原铁道部副部长国林同志，国林含着热泪对我说：“过去，老头子每见我一次，都喊我‘小伙子’，他要我每天坚持跑3公里。我说，我都七十多岁了，还是小伙子吗？老头子说，你国林就是活到100岁，在我面前还是小伙子。”

　　“老头子走了，再也没有人喊我‘小伙子’了。老头子走这几天，我心里异常难过。”国林悲痛地说。

　　走出告别大厅，我遇见吕老的秘书魏跃进同志，他朝我胸口上狠揍两拳，说：“海燕，你回来晚了，政委在住院时，时常念叨你和淮舟。”我无言以对，急忙低头挥泪而去……

三

　　将军望着我，是那么慈祥而深情。我与将军远隔千山万水，将军竟然看到了我，从看到我那天起，并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

       1980年深秋，将军把目光投向了青海，在茫茫大漠中，将军的目光锁定在一个最基层的战士身上。那时，我在铁道兵第七师政治部文化科工作。由于干部制度的改革，没有学历的我，虽然在军内外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文艺作品，但仍然没有提干的可能。

　　这时，适逢铁道兵文化部创作组组长冉淮舟赴青藏铁路采风，于是，我们在万里长天下的茫茫戈壁中相识了，从相识那天起，我们的友谊一如一望无际的大漠，是那样深沉而辽远。冉淮舟是著名作家孙犁先生的门下高足，而孙犁先生，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便和将军结下了深厚友谊。后来，作为重视文化工作的铁道兵第一政委，将军让孙犁先生给他推荐一名作家，孙犁先生便向将军举荐了淮舟。

　　当淮舟了解了我的情况后，他坚定地对我说：“我要向孙犁推荐我一样，把你推荐给将军，让其以他巨大的影响力，为铁道兵部队培养出一位会写文章的青年。” 淮舟走时，带走了我发表在军内外报刊的大量文章。其实那些文章，就是以文字形式组成的“我”。我以文字的形式，进京去面见将军，并接受将军的考试。

　　不久，我便接到冉淮舟的来信，他说，将军对我的提干是抱有乐观态度的，他正安排有关部门办理此事。淮舟传将军话：干部制度改革也要实事求是，也要解放思想，孙犁、梁斌、杨沫等等都没上过大学，难道就不应该成为抗日队伍中的文化干部吗？

　　由于将军的亲自过问，不久，我便被破格提拔为干部。这在当时30万铁道兵大军中，成为惟一的个案。后来，将军的夫人刘沙同志对我说：“政委在铁道兵多年，关于干部问题，只有三个人他直接过问了：一是冉淮舟，把他从天津《新港》编辑部调到了铁道兵，给铁道兵调来了一个作家；二是著名作家王林之子王端阳，把他从昆明军区文工团调到铁道兵文工团，给铁道兵调来了一个编剧；三是你朱海燕，把你从一个战士提拔为干部。”

　　而我们3人，又都是纯粹的文化人。若以官本位的观点来看，我们3人纯属不争气不走官运的书呆子。以现今谁当秘书谁当官的官场游戏来看，若不是遇到将军这样的人，恐怕就没有我们3人的出头之日，更不会有什么人关注和提携我们。

　　我常对淮舟言，将军不仅是一位革命家、军事家、抗日名将，将军还是一位艺术园丁，一位文化大师，一位卓越的艺术批评家。抗日战争时期，冀中是抗日最残酷、最艰苦、最卓绝的革命根据地，将军一方面率领冀中军民杀鬼子，一方面狠抓抗日根据地的文化运动。在他的培养和支持下，在这片烈焰熊熊的土地上走出了王林，走出了孙犁，走出了梁斌，走出了杨沫，走出了李英儒等一大批伟大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从那沸腾的生活中，作家们创作出《风云初记》、《红旗谱》、《播火记》、《战斗的青春》、《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和《平原游击队》等等一大批优秀的抗日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在新中国的文学天幕上，犹如一道灿烂的银河，放射出异常夺目的光彩。我常想，如果不是将军，或者说是其他的另外一个将军，他很可能留下彪炳青史的显赫战功，但对于文化的贡献可能和将军就不能同日而语了。一个民族，一支军队，一个国家其伟大的历史之所以能够继承下来，传承下去，文化才是唯一的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军的一生，不仅仅是打仗、建设，更重要的是，他构筑了独属于冀中的抗日文化和抗日文学。这种文化和文学，已经成为民族精神的宝典，永远激励着中华儿女自强不息，奋勇向前。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评价将军，他是一位不凡的卓越儒将，更是一位伟大的精神园丁。

　　将军对我，乃至对淮舟、端阳的关爱，绝不是说我们有什么特殊的才能，而是体现了将军对文化的重视。文化意识渗透到了将军的血液中，思想里。否则，冀中抗战文学就不可能如此辉煌灿烂，就不可能至今仍生命常新。

　　1983年初，引滦工程建设期间，铁道兵文化部把我从青海抽调到引滦工地，进行报告文学的创作。居然我的几篇报告文学被天津新闻出版局的一位领导看中了，执意要我到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去做长篇小说的编辑工作。从我个人本意来讲，铁道兵转业在即，脱下军装，留在天津，总比跟随队伍干工程、打游击要好，于是，我答应了天津的要求。此事被将军知道了，他说，难道只有天津可以发展你的事业？北京就不可以发展你的事业！铁道兵这支部队就不可以发展你的事业！他要求有关部门，尽快办理我的进京手续。

　　进京之后，我与将军的接触更加频繁了。将军看着我，我在将军的目光里，也由军人走向了记者，由青年走向了壮年。

四

　　将军看着我，我也看着将军。将军看着我，往往是不说话的，将军阅读着《汉书》，时而用眼神瞟我一眼。1986年夏天，我从苏州铁道师范学院毕业后，从人民铁道报抽调到将军身边，去做冀中抗战资料的整理工作。在北戴河海滨的一座小楼前，我与将军的近距离接触的那一幕，让我终生难忘。一位是82岁的将军，一位是20多岁的小伙，两个人隔着茶几坐着。半小时，我能坚持，1个小时，我亦能坚持，但半天半天地坐着、又不说话，我实在受不了。

　　海浪拍岸，清风拂来。但不知为什么，海浪的喧嚣，海风的吹拂，更显得那小楼凉台的宁静。我稍一动，将军就问我：“怎么看书也不安心啊。”那时，在将军面前，我真的像一年级的小学生，脚手放到哪儿都不自然。

　　开始我有些害怕，后来又有些好奇。我甚至不敢相信坐在我面前的这位老人，就是若干部长篇小说中提及的那位抗日名将。于是，我大胆地问将军：“您会飞檐走壁吗？您能蹿楼越瓦吗？您一个人敢和三个鬼子搏斗吗？”

　　这些提问，现在看来实在幼稚，但却引起了将军的开怀大笑：“净说废话，我，文不能提笔，武不会挥剑，怎么能会飞檐走壁，蹿楼越瓦呢？就是两个鬼子上来打我，我也不是他们的对手呀！我为什么在冀中和鬼子打游击，就是因为面对面地打不过他们，所以要跑着和他们打，转着和他们打，偷着和他们打。八路军可不是《平原作战》中的赵永刚，他们也怕死啊。”

　　于是，从那时，我开始和将军进行心与心的沟通和交流，我深知没有沟通和交流，我就不了解将军，我就写不出将军。

　　将军让我和他一道就餐。碗小、碟小，一筷头，就把碟中菜一扫而光，一大口，就把碗中饭吃下一半。那种饮食的环境，对于铁道兵战士出身的年轻人来说，实在不习惯。我饭量大，将军饭量小；我吃得快，将军吃得慢。很不合拍。于是，我提出到北戴河中央机关的大食堂用餐。将军同意了。但在食堂用餐，也有让我不自然的地方，在那里用餐的，都是在电视里经常见到的领导人，哪个餐桌才属于我这样的无名之辈呢？我寻找了片刻，终于找到一个像“农村支部书记”一样的人物。心想，此人官不大，就和他坐在一桌吧。两天过后，我问此人贵姓。那位“支部书记”答：杨拯民。我方知这位看上去官不大的人，乃是西北将领杨虎城的儿子，也是一位省部级干部。

　　事后，我把此事说给将军，将军笑我没出息，说：“连大胆吃饭的勇气都没有，你还能干什么，你吃你的饭，当官的又不会夺你的碗。”

　　我和将军在北戴河住有月余，渐渐由生分到熟悉，由拘谨变自然，时常也开起了玩笑。

　　有段时间，刘沙同志让我帮助她整理抗日战争的一些史料，这自然也包括年轻时期她和将军的爱情故事。每晚7点将军的司机将我接到将军处，夜间12点又将我送回。在将军居住的二楼上，抗日的风云时时拍打着我的心灵，让我激动，又让我流泪。将军在一旁看书，时而插话，夫妻二人共同向我诉说那血与火年代的壮烈和悲惨。

　　当我将整理好的资料送交他们时，刘沙同志倒感到满意，而将军看到描写他们爱情的一章时，时而大笑、时而生气。将军问刘沙：“当初是我先追求你的吗？朱海燕这小子把我描绘成这个样子，这不是窝囊我吗？我要狠狠地捶这小子。”说完，将军笑得又非常地灿烂和开心。

　　我感到骄傲，我毕竟打开了烽火时代将军的青春之门。

五

　　将军看着我，我也看着将军。

　　在我的眼里，将军是我所认识的将军，是和别的将军不一样的将军。

       将军有不少部下，而且是身居高位，他们对将军的看法和我就不一样。他们语我：将军“架子大”，“很冷淡”、“对人不热情”，“给他送酒不要，给他送茶不要，不好接近。”我认为这才是将军的君子之风，这才是将军的大将风度。将军权重如山，但他从不拉拉扯扯，从不搞小人官场。向来光明磊落，坦荡做人。

       将军功勋至伟，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他率部驰骋冀中平原，开创了平原游击战中的传奇历史，与他联系在一起的，是地道战、地雷战，是平原游击战等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将军的名字，曾令日本侵略者胆战心惊，闻风丧胆。然而，如此战功显赫，一生传奇的将军，在他的晚年却是那样淡定，如同一抹淡定的秋色，总希望在人们的视角中淡出。

       将军绝不是冷淡之人，他心中始终燃着一把火，对同志的爱、对部下的爱，体现得是那样的淋漓尽致。有一年，将军让我代表他，去保定看望他当年的警卫员吴天增同志。将军说，在1942年冀中的“五一”反扫荡中，敌人的飞机轰炸时，是吴天增用身体将他扑倒在地，使他躲过一劫。将军嘱咐我：一定要把吴天增家庭的生活情况问清楚，需要他解决的一定向他报告。

       将军还嘱咐我，在保定一定代表他去看望魏洪亮将军。将军为冀中军区司令员时，魏洪亮是冀中九分区司令员，是一名参加过万里长征的老红军，身经百战、伤痕累累，一个脚上的脚趾头，全部被敌人的炮弹炸掉。将军要求我，要把魏洪亮将军的要求带回来。需要他解决的，他将尽力去办。战争已经远去，硝烟不再弥漫，战马不再嘶鸣，然而，将军对他的部下的关爱，一如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是那样生死相依，一往深情。

       我随将军去沈阳，辽宁省委书记郭峰安排将军看电影，不去；安排将军去参观，不去。郭峰问他干啥？将军说：“我去看看东北军时的老部下。”

       在沈阳的大街小巷，将军走着走着，时而上高楼，时而入矮棚。将军的部下，有的是高干，有的是平民。不管在谁家，将军总是和他们并肩而坐，问寒问暖，唠家常，说生活，话未来，亲如一家。这就是将军！这就是常人不曾看到的将军的另一面，而这一面却真实地反映了将军做人的本质。

       将军在沈阳的大街小巷走着，直至日落西山，华灯初上。郭峰说，八九十岁的老人了，跟他跑一个下午，我都受不了，老头子精神头还是那样的足，可见，他对老部下感情不一般呵。

       河北文安县城，有一户姓李的大娘，战争年代掩护过刘沙同志，是刘沙同志的“堡垒户”。将军和刘沙嘱咐我去文安看望他们一家。那时，李大娘早已去世，大娘的女儿还生活在文安城里。但是，在文安城里要找到大娘的女儿，亦如大海捞针。在那里我翻遍了文安的抗日资料，跑了不少路，找了不少人，总算找到了李大娘的女儿。当年的小姑娘，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

　　我问老人，对将军及刘沙同志还有什么要求？老人说，没有仗打了，生活也好了，只求将军带着刘沙来我们家小住数日，让我伺候伺候杀鬼子的英雄。

　　我将此事报告给将军，将军说：“心意领了，但不能去。去了不惊官动府，也要惊官动府，弄得乡亲们四邻不安，扰民伤财。”这种理念，也可能是将军在晚年很少回冀中，或者很少回家乡海城的原因之一吧。

六

　　将军亲切地看着我。

　　1995年6月，将军提出要走京九，要我跟随。将军开玩笑说：让你跟我上京九，就是要和你讨论讨论铁路有关问题。我的天哪，这不是开天大的玩笑吗？我何德何能敢与将军去讨论铁路问题？

　　我想来个金蝉脱壳，不去。我说，韩杼滨部长让我明天跟他去北戴河。将军说：我给你向部长请假。

　　在列车上，将军问我：“听说你娶了个苏州媳妇？苏州姑娘嗲不嗲呀？为什么不带她到我家来看我这老头子？”

　　又说：“听说你儿子都七岁啦，也不带着儿子来看看我这位爷爷，是不是觉到我买不起糖果呀？”

　　写到这里，我实在感到对不起将军。将军对我如此关爱，在近30年的交往中，我居然没给将军送上一包香烟、二两春茶；逢年过节，更没有带着妻子孩子登门去问候将军，当告别将军之际，我才感到，这是我一生的疼，这是我一生永远也解不开的心结。

　　将军考我：“中央办公厅最近出台了处级干部36个不准，你给我背背。”

　　我说：“我是记者，不是处长。”

　　将军说：“你是记者，也是处级干部呀，不能因为是搞新闻工作的，就不牢记这36个不准！”

　　将军还考我：“最近韩国有一座大桥塌了，你说这座桥叫什么桥，塌的原因是什么？”

　　我说：“记不清了。”

　　将军说：“铁路记者记不清这个，就是不称职哟。记者要知天下事，要懂古今情。铁路记者对世界每一座桥梁的垮塌都应该进行研究。这样才能成为名记者、大记者。”

　　火车路过江西吉安，将军又考我：“你说说宋代吉安出了几个大文学家？你若回答出3个人物来，就算你及格了。”

　　当我回答了欧阳修等3位作家后，将军笑了：“这次给你60分。”

　　将军考我，亦考其他人。车过衡水，地委书记上车来看望将军，口口声声称他“吕司令”。将军严肃问：“衡水是不是农业地区？”回答“是”。“种不种棉花？”回答“种”。“既然种棉花，我就要问你这位地方官，现在棉铃虫到了第几代？该用什么药可以防治？”书记哑然。将军笑：“接待我这个‘吕司令’事小，研究棉铃虫事大呀，这关系到老百姓的生产和生活问题。”

       将军嫉恶如仇，对不好的风气，敢于直面批评，并且毫不拐弯抹角。我随将军到阜阳。接待将军的，正是后来因腐败被枪毙的王怀忠和被判刑的市委副书记肖作新。席间，将军语我：“阜阳这个地方的领导，就会吹牛皮、呵大蛋，你要写文章狠狠地批评他们。”席间另外一位领导忙出来圆场：“政委，这都是过去的事，这一任领导挺好。”没想到将军声音提高了八度，严厉地说：“我说的就是这一任领导。”弄得全场哑然。

　　那次将军走京九，京九铁路还没有全线贯通，因阜阳至京九没有铺通，只好由阜阳转道合肥，再复转九江。正在建设中的铁路，路况极差。为了将军的安全，韩杼滨等铁道部领导，劝将军晚些时候再走京九，但将军执意不肯。他说，就是列车每小时走5公里我也要走，大不了翻车，头撞个疙瘩。

       此事报告给时管铁路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吴邦国说，既然吕老要第一个坐火车走京九，就让他走吧，铁道部绝对保证其安全。

       就这样，我随将军从北京一站一站，像老牛拉破车一样，一直走到赣州，历时十多天。将军考察京九铁路之后，关于京九铁路，我要将军写下一点文字的东西。

       将军回我话：我是平头百姓，还能说些什么？

       我语将军：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您永远是首长，永远是将军。走了趟京九，不发表一点意见，是不是对京九铁路建设还不满意呀！

       将军笑，说我用激将法激他。

       在我的不断督促之下，几月后，将军终于为京九铁路写下了题词。题词这样写：

       “高速、高质、高效建设大京九，造就一大批过得硬、现代化的工程大军。要继续提高科技水平，大力发展铁路。

吕正操一九九五年十一月”

七

       将军深情地看着我，看着我走向他深爱着的青藏高原。

　　青藏铁路，是将军最牵挂的一条铁路，他向西眺望了几十年，盼望那条天路扶摇直上，直至拉萨。

       将军出任铁道兵政委时，青藏铁路正在建设过程中。由于国力不足、经济贫困、科技乏人，加上国民经济整盘调整，青藏铁路继续西进面临许多困难。中央决定，青藏铁路暂时下马。

       但将军立志要为西藏修一条铁路的决心并没有改变。将军说，青藏走不通，能否走川藏？川藏走不通，能否走滇藏？总之，一定要给西藏人民修出一条铁路来。

       1978年，74岁的将军，亲赴成都、昆明考察，并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将军掷地有声：“铁道兵修路近二万，不到拉萨非好汉。”我们有决心，要把毛主席铁路要进西藏的伟大诺言实现，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

       1985年，将军又一次向中央要求赴西藏考察铁路进藏问题。国务院领导发话：“将军能不能去西藏，让医院的同志定。”

       1985年7月25日，北京医院保健办公室根据卫生部保健局的通知，特就将军的健康情况及能否去西藏一事写出一份书面报告。报告说：

       “吕正操将军现年81岁，多年来患冠心病，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心电图有明显改变并有完全性右束枝传导阻滞。西藏地处高原，氧气稀薄，对吕正操同志心脏情况极为不利，且有一定危险性。”

　　中央办公厅将此报告送呈胡耀邦同志。

       因健康情况不允许，保健医生不同意和中央领导的极力劝阻，将军的西藏之行这才作罢。

       将军对我说，他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给西藏人民修一条铁路，并且坐着火车到西藏走一走，结果这个愿望却未能实现。

        随着将军的年迈体弱，我看望他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但我无时不在思念着将军。将军看我，再也不是通过我的形象，而是通过我的文字。

       2005年，当长征出版社出版我的新闻作品集《青藏铁路》时，我恳请102岁的将军，能为此书作序。没想到这位使我崇敬的百岁将军愉快地答应了。他认真地阅读了这部长达58万字的书稿，并高兴地挥笔作序。将军这样写道：

       “新中国建立后，修建青藏铁路成为我们的一个梦想：广阔富饶的西藏不能没有铁路；路网布局，西部开发，实现对外开放，西藏不能没有铁路；繁荣西藏，富裕人民，加强民族团结，西藏不能没有铁路……”

       将军写道：“因为工作，全国很多地方，我几乎都乘火车去过。但是我还没有去过西藏，这是一件憾事。不过看了朱海燕的作品，了解到很多情况，未去西藏的遗憾，得到一些弥补。等青藏铁路全线修通，如果我坐着火车到拉萨去，会是多么欣慰啊！”

       将军一生写过许多文章，而他一生最后的一篇文章则是为我而写。那是他生命的绝笔，这怎么不令我动情呢！

       开国元勋，开国大将，以及开国上将，共有77位，而与人民共和国一同走过60年风风雨雨的，只有将军一人，这又怎么不令我兴奋呢！

       将军望着我，我也望着将军。我与将军之间虽然隔着硝烟弥漫的30年代、40年代，以及和平建设的50年代、60年代，但却没有任何代沟的坎坎坷坷；虽然将军为上将，我为士兵，但我与将军间，却平顺得毫无障碍！

       将军看着我，他高大的身影渐渐隐入白云深处。我看着将军远行，向着人们的心灵世界渐渐远行。在西行的路上，我想，将军是不会寂寞的，先您而去的将帅们在迎接您，先您而去的作家孙犁、杨沫等等，正等待着您，准备聆听将军的教诲！

       将军乘鹤去，秋风阵阵寒……

       2009年10月20日八宝山送别将军归来，挥泪急就于京西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