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质有而趋灵

□     纸上耕夫

一

　　曾有不再写书的念头，太累。

　　曾写过几本不知能否算得上散文的书，反正它不应入新闻之列。因为出自一位记者之手，亦不属新闻，所以，我把它塞进散文的队列里。也许别人不认可，我也并不是充分地认可，但这不三不四的文体，总得给其上个户口。这样，我就给它命名为“散文”。

　　写了几本散文，写累了，也过瘾了。虽“历尽沧海难为水”，但毕竟“历尽沧海”，又不打算入作家行，是不是“水”，是不是真正的“散文”，都无所谓了。

　　不想再写，是因为散文难写。

　　精美的散文好比一杯清茶，很淡很淡，然而，当你以一种特有的心情去品尝时，你会发现越品越香。精美的散文有时不是读它，而是散文在读你，读你的心，读得你怦然心动，激动不已。

　　品味好的散文，要善于感悟作者创作散文时的灵性。有了那份灵性，作者以手中的笔，指点江山，江山会“如此多娇”；作者以手中的笔，点石画木，便会出现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效果；作者以手中的笔，铺展心绪，便会展示出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惊人境界。

　　品味好的散文，心情有时如铿锵的进行曲，读者陡产生奋然前行之感；有时亦如舒缓的小夜曲，让读者心旷神怡；有时恰似一江春水浩荡入海，让读者为之精神一振；有时又好像和知己话家常，令读者为之倾倒；也有时像是饮了一杯浓香的茅台，使读者如痴如醉。

　　这一切我都想追求，也追求过，但做不到，所以不想再写。散文遥远；好散文，更遥远。

二

　　大概是2005年8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昨夜西风》，刚刚脱手，我便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毕业”的感觉。之后，邀二位朋友，毫无负担地去游京西的野三坡。看山听水，望云听风，入荒道，钻疏林，找老乡拉拉家常，入餐馆吃吃野味。回京后，自觉不自觉地又写了一篇《野三坡记》。文章见报当晚，我的老师，亦是朋友，冉淮舟打电话曰：“又开始了？这一本散文集何时能结稿啊？若不再出一部散文集，这篇把两篇的散文塞哪个地方呀！”此言是压力，此言也是目标。每当我捡一砖，欲盖鸡窝，淮舟必让我建大厦；每当我迈一小步，淮舟必让我致千里。有一篇散文始，必有一部散文终。这是他的逻辑。

　　我不善说大话，亦不善表决心，埋头耕耘，一步一步向前走，走到哪，是哪，足矣！

　　看来，我和散文早有约定了，说不写，还要写；它已变成我人生中追求的一种精神质量。不写它，怎达到我理性的畅想、淡泊的追求和境界的差异？它已成为我人生中不是追求的一种“追求”。写散文，比闲适和随意更重要。

　　记得1994年5月1日那天，我登上陕北佳县的白云山。毛泽东转战陕北时，曾登此山，让山上的道长给其算了一卦，算他此时是东渡黄河，还是续留陕北。毛泽东当时所抽签号为“43”签，签文为“东出扶桑”。毛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亦是彻底的唯物论者。我想，毛泽东既然能在此抽签算卦，我为何不能抽上一签呢！我抽的签号为“19”签，签文为“云行雨施”，亦属上上签，道长解签曰：“你这一辈子，像云掠过天空，似雨行走大地，能见识不少世面，但只有留下云的身影和雨的印迹，人生才有意义。”

　　道长并不知我专司新闻，但他毕竟道出新闻从业者南船北马，东闯西往的生活状态，像云掠过天空，似雨行走大地。新闻从业者深入生活，走三山、闯五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很容易做到的，有钱买车票、船票、飞机票便可，不必像徐霞客那样自备路费，也免遭徒步万里的劳顿辛苦。但能否留下行路的印迹，那就很难说了。也许，因为饭碗问题，任何人都能写下几篇吃力不讨好的文字，但那文字中绝没有记下自己当时的所思、所想、所叹。张三写下的，和李四写下的，可能没有什么异样。作为一个人，他没有在历史的长廊上留下属于自己的任何讯息，更不可能给大千世界的社会形态留下珍贵的文字档案。当下，这种记者，有。并且很多很多。但我不愿做此类记者。不愿做此类记者，也并不是说自己有什么竞争意识。自为文以来，我与人无争，与世无忤，我为别人的进步高兴，绝不为他人超越自己，产生半点妒心。我所秉持的是，我干我想干的，我干我能干的，尽量发挥和实践自己的想法，至于别人如何看待，“只等秋风过耳边”。

　　于是，我像云一样走着，像雨一样走着，留下点滴文字，亦如投下的云影，亦如留在大地的雨脚。

　　留下的笔墨痕迹，既不求青史留名，亦不求传之后世，而是证明，这些东西曾充实了我的人生，证明可以浪费的时间，我毕竟挽回了一点，浪费得并没有那么彻底。人非圣贤，安能无所不知。所写的一点东西，欲求其佳而未佳。亦如藏书不难，能看为难；看书不难，能读为难；读书不难，能用为难；能用不难，能记为难；能记不难，记好为难。我没有记好的本领，只有记下的本领。就其坚持而言，我有决心向地老天荒，海枯石烂，锲而不舍，直至力竭而仆。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因为我是记者，而非作家，凡是新闻的发生地，都是我的‘责任田’，若论面积，恐怕要比一般作家的‘责任田’大得多。光去播种新闻，‘责任田’要荒芜一大半，若是播种文学，又是‘不务正业’。为了能使生活的‘责任田’人尽其力，地尽其用，我不得不把新闻和文学间播复种，如同这一垅地种玉米，那一垅地种黄豆一样，这一垅种新闻，那一垅种文学。”这样，才不至于事倍功半，才不至于浪费资源，才能集文学、新闻、生活、历史、胆识、情理、德操于一炉；这样，才能文格别具，更兼个性独钟。

　　我还认为，在一个记者眼里，文化的园林，如同一座新建的城市，新闻如同城市的闹区，而文学如同待开发的新区。如果注意新闻，而忽视了文学，那么，你只能游走在人生链条的下游，而无法做人生链条的“链主”，因为你忽略了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你自己埋葬了自己的半个人生！你放弃了可能会使你成功的必然因素！本来路在脚下，你却看成了死胡同。选择的狭隘性，必然导致人生的狭隘性。最后，那座城市的建设，就不可能相得益彰、就不可能新旧互补，就不可能发挥现代城市的功能。

　　而一旦开发了那个“潜在的市场”呢？你就可能别有一番葳蕤气象，或成为成功的新闻和文学的双栖者。

　　想到这里，我便瞄准“双栖”这个目标前进，也可能无法实现，但走一步，就会向目标逼近一步。

　　一次，在办公室坐累了，呆烦了，我便驱车京东拜访大运河去了，河畔踏踏积雪，摸摸杨柳，转转河湾，无主题地问问老乡，回来伏案疾书，一篇《叩访大运河》便应运而生了。真怪，真奇啊，本来是因累出去闲逛；而闲逛回来，伏案作文，居然不累了，心里不烦了。这时，我便推翻了原先“写文章累人”的论点，得出新的结论，写散文就是给自己充氧，就是给自己解除疲惫，就是给自己加油鼓劲，就是给自己回避是非。难怪古人说：“有工夫读书谓之福，有力量济人谓之福，有学问著述谓之福，无是非到耳谓之福。”记者搞创作，是一种悠闲，是一种悠闲的创造。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胜，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天下之乐矣！我想，写新闻也罢，搞文学也罢，把时光打发得满满的，就等于自己跳到福海里，岂不妙哉！岂不幸哉！

三

　　《柳岸》，严格说来，是一本游记。

　　游哪，记哪。但因为不是“游”的全部，所以“记”下的只能是“只言片语”。以我观之，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水乃纸上之文章。山水是人类文化中最重要的分支，或者说，没有了山水就没了人类。从文者不能漠视山水，漠视山水者，就是文盲，就是无知。从文者若有高境，应入山水间，做山水之文章；做山水之文章，就是做家国之文章。善游山水者，无之而非山水，书史亦山水也，诗酒亦山水也，花月亦山水也。

　　欣赏山水，是一种学问，是一种文化。古人欣赏山水，由实入虚，即实即虚，超入玄境，道出“山水质有趋有灵”的佳句。诗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谢灵运的“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以及袁彦伯的“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势”等等，都建立了中国山水最高的晶莹的美的境界。

　　晋人王戎云：“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对于当代的中国人，我们的山川大地不仍是一片音乐的和谐吗？我们的胸襟不应当仍是古人所言的“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吗？我们难道不应该以大地为素纸，以学艺为鸿钧，以良知为主宰，创造我们的新生活新世界吗？

　　是的，我们应当着墨山水！

　　大自然似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聚集了全部的神奇和灵秀。这里有号称“世界屋脊”的珠穆朗玛峰，有苍茫的塞外雪岭，雄浑的黄土高原，也有秀丽的江南烟景，浩渺的海域风光。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复杂的地貌，使中国的山水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奇观。黄河从青藏高原流出，东入渤海。沿途刘家峡、青铜峡、三门峡洪波荡    ，峭壁夹持；华山、嵩山、泰山巍然屹立，气势磅礴，显示着中原山水雄伟庄严之气派。那长江从格拉丹冬发源，流经十省市，直奔东海。沿途云雨霏傲的三峡，烟波淼漫的洞庭，突兀森耸的南岳，瑰奇明丽的庐山，又展现出江南山水奇绝清丽的姿貌。

　　这一切难道不值得我们去大书特书吗？

　　大自然如此偏爱中华神州，华夏民族也特别珍视造化的厚赐。早在两千多年前，先哲们已懂得通过自然景观探索宇宙的奥秘，获得对人生的启示。孔子有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这虽是借山水以为形容，以水的周流无滞比喻智者的缘理而行，以山的安固厚重比喻仁者的沉静仁厚，但已能从山水自然中讨得消息，那就是，已看到自然之美反映于人心，对于人性和道德的助益。

　　《易经》从自然中选取天地雷火风泽水山八物，作为世界的根源，从中寻找事物对立发展的规律，山水便成为人们观察宇宙变化的依据。

　　山水可以澄怀观道，可以变为人的感情的组成部分。山水可以是游子客思的排遣，可以是思妇离愁的见证。它可以使隐者找到精神的归宿，使志士激发起进取的意气；它可以洗涤世俗的尘垢，可以消解政治的垒块，人们在自然的感情交流中认识山水多样的美，而亘古不变的江山又常触发人世沧桑的浩叹，以及关于时空永恒的思考。因此，中国人对山水的观赏是与深邃的宇宙意识和旷达的人生态度交织在一起的，既有玄远的哲理意味，又有浓厚的感情色彩。

　　中华山水以其光华灵秀养育了一代代人杰，而人民也以辛劳和智慧美化着大自然。许多山水名胜之所以著名，是因为流传着祖先改造河山的动人故事，还因为被民间生动的传说丰富了它们的内涵。大自然本来有许多天生的杰作，再加上人们的想象，便平添了无穷的魅力。

　　刘勰《文心雕龙》曰：“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山水既是审美的对象，又是文思的源泉。屈原之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主要得自楚国川泽山林“光怪之气”的助益。李白之所以成为诗坛巨星，是因为“幕天席地，友月交风”是他的“平常生活”。中国文人向来奉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原则。不得意的文人，往往以隐逸作为退身之路。隐逸的性质虽然不同，有厌恶世俗，不肯和光同尘的真隐；也有以退为进、沽名钓誉的假隐；更有身在魏阙、心存江湖的“朝隐”；还有将外郡当沧洲，以别业为田园的亦官亦隐。但不管哪种隐居，都是在山林丘园里去寻找精神平衡的支点，于是，山水自然便成为诗文创作素材的主要来源。

　　中国文人很早就懂得“文者气之所形”的道理，为了养其浩然之气，司马迁曾走遍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盛唐文人，从少年时便开始壮游，几乎没有一个著名诗人不曾眺览过齐鲁、吴越和蜀中的山水。宋代文人更是自觉地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登览自广”、“激发志气”。所以，中国的名山大川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而许多本不知名的山水也因文人的登览而扬名天下。我想，如果没有山水，中国可能就没有了诗文，可能就没有了美术，推而广之，可能也就没有了文化。

　　自然形态的山水，经过艺术的描绘，才能充分展示出深蕴其中的美。泰山的雄伟壮丽，若无杜甫以“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这两句诗来概括，则难以显示出它那一览众山小的气派。华山的险峻为众所共知，但只有读过李白的《西岳云台歌》，才能体会出它的峥嵘峻伟，以及黄河触山动地、奔腾倾泻的气势。庐山的奇秀壮美一言难尽，只有李白能够挥动如椽巨笔，写出“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的景观，将人引到纵观天地俯视一切的高度来领略这无尽的壮美。

四

　　话题再回到《柳岸》上来。几十年的记者生涯使我走遍了大江南北，游读了千山万水。高山流水唤起的情操，变为旋律，又如流水一般撞击着我的心田，将我引入与自然合一的化境。若是以新闻文体论，它无法写进新闻；若不写它们，我来了、我看了、我激动了，不着墨为文，似乎遭到良心的谴责和山水的审判。于是，我不得不以“作家”的情感，去把握世界生命万千形象里最深的节奏的起伏，这也是我以散文的形式，表现山水的主要原因。

　　诚如文福先生所言，我写惯了新闻，在这些被我视为“散文”的文章里，“新闻句式”多了一些。这可能是我的劣势，也可能是我的优势。因为这，我这个“散文家”，才不同于那个散文家；那个散文家才不同于我这个“散文家”。我先从事文学创作，中途转向新闻；在写新闻的过程中，又兼备文学。我的笔墨生涯，是双脚踩着文学和新闻之轮前进的，而致达的目的地，仍是新闻和文学。

　　我不是懒惰者，所读的书，以及我读书的记忆力，绝不逊色于同代文人。我不习惯那些绕口令似的吟风弄月的散文，读起来很美，很时尚，但放下书，不知写了什么，更不知表达什么。“客心洗流水，遗响入霜钟”，让我的客心稍一激动，而没有留下一点遗响，算什么好散文呢？“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曲终结束之后，江上不见一丝青峰的影子，恐怕也算不上好的散文。那种酷似60岁的老太，跑到台上当女模特式的“装嫩”、“装雅”、“装文化”似的散文，打死我也不写。我要的，是给人留下一点记忆的散文，能告诉人们一点东西的散文，是带有一种金石味的散文。

　　新闻记者和作家很接近，但我以为，新闻记者和历史学家更接近。我写散文，追求历史性远大于追求文学性。追求历史，同样是对文化的一种逼近真相的追求，让文章告诉读者一种真相，回答某些“为什么”，解释生活“原来是这样的”。这也应是散文功能的一种体现。

　　当我走向山水，也相应地走近了历史。历史被写在尘封虫蚀的故纸堆里，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遥远而隔膜的。而凝固在山水名胜中的历史，却活生生地展示着3000年灿烂的文明。当我着笔写那座山，那一条河时，面对堆积如山的史料，我常常想，该选择什么阅读？大量阅读之后，又有哪些内容被大脑去选择，留在记忆深处，进而深思还原，重新构建，甚至添加进新的理解？

　　历史的解读和重构，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历史”这门学问，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个问题古来有之。科学务须求真，艺术需要创造。《左传》，大概是《史记》之前中国最重要的一部历史著作了，里面记载的一些内容，已经明显不是“历史”。如介之推和母亲在逃亡之前有一段对话，表达自己不愿表达的心情，要做一个彻底的隐者。介之推和母亲的私下对话，谁会听见，作者又怎么知道？历史上从来没有人能解释得通，人们只能认为，这是作者猜想他们笔下的人物当时必有这样一番思想斗争或对话，然后凭想象替历史人物代拟而成。这是《左传》开创的独特的记言方式。历史，已经悄然掺进了转述者的思想。

　　东方如此，西方亦然。古希腊人希罗多德写《历史》一书的同时，也为后人贡献了一个崭新文体。因为，在他之前，古希腊的纪事散文只满足于干干巴巴记录事实，而希罗多德在面对史料的时候，第一次“有了某种批判的态度”。换句话说，他不再是简单地转述，而是有选择、有思考，在文字中体现自己的智力活动。自从希罗多德第一个使用“历史”这个词，后世西方语言中的这个词，都包含了“研究”和“探索”的意思。历史，并不像教科书里写的那样，简单明晰，非黑即白。在我们的“历史”中，“历史”可以被不同人群，受不同目的的驱使，不断被重新认识、解析和构建。事实上，随着时代变化，人们在不断涌现的重构与解读中重新认识历史；历史的真相，也在不断被重构与解读，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含义变得更加多元。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眼中的历史，都是不一样的。

　　因此，对我笔下的散文，若涉及到历史的部分，请能够以此理解，那些只是我个人的解读。一切重新构建的叙事，请读者放在社会大环境中加以仔细辨认，既不要稀里糊涂地钻进叙事者安排好的陷阱里，也不要忘记最基本的原则，乃至在重构的光环下迷失了自我。再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的一家之言。

　　不管你如何着笔山水，写景、写人、写事、写生活、写历史，那都是山水对人的极大恩赐。查查先人走过的足迹，了解山山水水的掌故，一草一石都会变得富有意义。人类原有亲近大自然的本能，山水不仅能培养人的爱好真朴天然的审美观和健康纯正的情操，而且能给人们生活哲理的启示，唤起人们对祖国河山的依恋之情。中华民族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创造了具有独特内涵的山水文化，这文化的积淀是如此深厚，不但成为民族的骄傲，也是全人类文化的瑰宝。当欧洲人刚开始试图用笔来描绘自然山水的时候，他们惊奇地发现中国的山水诗画已成熟到了一种极致。东方各岛国民族的园林艺术，往往在中国的山水文化传统中找到深远的渊源。山水名胜标志着过去的辉煌，而历史期待着今人创造更多的奇迹。建设新的文明，为山水再添光辉的历史使命，无疑落到从文者的肩上。

　　作为一位无名的笔墨客，我愿作出自己的努力。

五

　　我感谢叶文福先生，在他身体状况不适的情况下，他猫在京郊的斗室里，很苦、很动情、很认真地为本书作序。他说：他老大不高兴。他“老大不高兴”的原因，是源于思考的痛苦。其实他是以高兴而始，至高兴而终地完成了本书的序文。本书得以出版的动议，最早也缘于先生，而且由他确定了《柳岸》这个书名。

　　在中国诗坛上，他以《将军，不能这样做》一诗，而名震天下。但命中注定，他又属“千载一时”的文坛过客。不知是信仰使然，还是个性使然，不了解，或浅了解他的人，或曰他为“疯子”，或曰他为“怪人”。这样都毫不足怪，国内卓有成就的作家、诗人，被时代、社会或文学史家视而不见的，比比皆是。这绝不等于“不能为同时代的中国人所认识”。往深处看，远处看，历史是公平的。叶文福先生对当代中国诗歌的贡献，是客观存在的，认识不认识，承认不承认，是时间问题。时间会托着人心、托着公道而走到阳光之下。

　　先生是一位可爱、真诚，谦虚、有爱心的人。我和先生打交道，是因为“打”，才有了“交道”。而且能打得面红耳赤，横眉瞪眼。“打”了之后，甚至两三天不通电话，但几天过后，因“打”，又开始了“交道”；“交道”之后，还是不停地开“打”。他每写诗，总打电话念给我听，我提出意见后，必经过一番“打”，他才修改。他的这种自尊而谦虚治学的精神，在文坛却鲜为人知。他闻得太行山深处一位孩子因贫困而辍学，曾痛流珠泪，尔后，他把一包一包的衣物，打成包裹、缝制起来，寄到他不曾认识的远山之中，把手中不多的钱挤出来，几十元、上百元地寄到太行山那孩子的手中……这才是最本真的叶文福，这才是最真实的叶文福。

　　文福先生最看重的还是自己的诗，最看重自己是一位诗人。他不仅用笔写了大量的诗篇，更重要的是，他用自己整个的生命，谱写了一篇雄伟庄严的史诗。文福是战士出身，真正的战士和真正的诗人必然会走在同一条道路上，因为战士和诗人原来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无条件地成为人生上的战士者，才能有条件地成为艺术上的诗人。有志于做诗人者，须得同时有志于做一个真正的人。无愧于是一个人的人，才有可能在人字前面加上“诗”这一形容性的字，一个真正的诗人决不可能“轻佻地”走进诗中。

　　叶君人生中亦有不少缺点，自信、孤傲、不合群，但因为这些，他才有了自信的诗、孤傲的诗和不合群的诗，才有了他的“独一无二”，才成了当代中国文化人中最坚韧、最勇敢的人。但为了他有更辉煌的明天的“诗”和“诗”的明天，我常常称他为“才尽的江郎”。他不服气。我说：“不服气，你就拿出诗来。”于是，他“老大的不高兴”，瞪着眼睛，转过脸去，思考着用什么尖刻的语言和我再“打”。

　　《柳岸》付梓之际，拉拉杂杂写来，徒以心仪，遂不惜贻笑大方。

写于2009年7月18日